卖掉了房子。孙夫人的几千元的捐款也都用上了。可是这救国不是一项小活动，要派人和国民党接触，又要和共产党接触，还要到各地去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，这路费和必不可缺的应酬都是要用钱的。救国会不办实业，没有地盘，所有的款项都是只出不进。虽说大家都是一腔热忱，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，这也是现实啊！”

　　“这个么，工作上的事你只管用心去做，经费上的事，我可以再想些办法。”

　　那位朋友一走，宋庆龄就与宋子文联系上了。经过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几次交涉，宋子文已经同意暗中在经济上给予救国会以一定支持。他已准备出一笔款子，但是不愿意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捐出，他是怕因此生出麻烦。宋庆龄对弟弟的担心表示理解，她安慰他：只要真正为国家做事，历史是不会忘记的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。于是他们商定，宋子文把钱交到宋庆龄手上，由她再转交给救国会。

　　就这样，救国会正确的斗争策略，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。当时，他们支援博作义绥远抗战、组织鲁迅葬礼大示威、支持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；一时间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，与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接触，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。

　　而且由于当时全国性、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，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，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。

　　然而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，当时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。对此，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，寐不安席。

　　当时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，引发了工人大罢工。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，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。于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，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。

　　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，此时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，终于失去了理智一般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镇压的命令……

　　1936年11月23日，如狼似虎的特务们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，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、章乃器、王造时、邹韬奋、李公仆、沙千里和史良，并准备秘密处置。

　　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救国会“七君子”案。

　　宋庆龄听到消息后，一腔怒火直冲心头。靠秘密抓人杀人，来破坏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，这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了。3年前，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，蒋介石暗杀了杨杏佛，并且造成了民保盟活动的被迫停止。这一次他不仅故伎重演，而且变本加厉，一下子抓走救国会7位领袖，真是太卑鄙太下流了！当时，极大的义愤使得宋庆龄浑身发抖：山河何辜，国民何辜？遭此独夫民贼的肆意蹂躏！

　　那一天，太阳慢慢地升起，明媚的阳光使屋内亮堂起来，宋庆龄也渐渐从悲愤中挺起身来。她很快给自己明确了两条：第一、要立即全力营救“七君子”出狱，决不允许蒋介石秘密杀害他们！第二，救国会的工作要照常进行，决不能因7领袖的被捕，使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救国机构停止活动。

　　这时，国会宣传部总干事吴大琨拿着连夜起草好的《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》来见宋庆龄，宋庆龄阅后连声称赞写得好！并指示要作为《救亡情报》的号外，立即付印并广为散发。她又嘱咐吴大琨立即与各报联系，把“七君子”被捕的事实一定要告白于天下，以防止蒋介石秘密处置他们。

　　当时，营救7位领袖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，必须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。但找谁好并且怎么找呢？宋庆龄正在埋头沉思，电话龄声响了。原来是孙中山前妻的儿子孙科到了上海。孙科生于1891年，比宋庆龄还大着两岁。但从辈份上讲，宋庆龄却是他的母亲。孙科因追随蒋介石，在中枢机关历任要职，孙科与宋庆龄的关系说不上十分密切，不过到底是一家人，也还算能够接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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