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“良知”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，既内在于主体之中，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。因此只要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，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，自然就可以符合大部分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，又能避免程朱理学那种极端死板保守的思想荼毒。

　　那么，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两个问题。

　　“致良知”这三个字，为什么被称作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救时良方？

　　说到底，“致良知”还是要求道德反省，那与理学的“仁义礼智信”等道德准则有什么区别呢？

　　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，别看字少，但是真管用，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过去保守腐朽的道德观念，已经切实成为了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，整个社会急需新的道德观上的指导思想出现，来为社会进行减负，解除思想道德上的沉重枷锁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则是有两方面的区别，其一是在逻辑关系上，理学的道德准则，是天理施加给人性的，具有高高在上的性质，而“致良知”则是人对内心的自我反省，是不被外力施加的，相当于你自己心甘情愿想去做而不是被人摁着头去做；其二是在实践关系上，“致良知”本身就是方法论，与“知行合一”结合在一起，主张求真务实，主张实践出真知，是有一整套配套方法的，而且在践行过程中简单易行，比过去理学玄妙的心证修养方法要易于推广实践的多。

　　任何学说或方法都是如此，越容易让人理解，越有标准步骤，就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。

　　所以心学在明代中叶一经推出，马上就成为了显学，嘉隆万时期相当数量的内阁成员，都是心学的信仰者。

　　而对面的杨士奇则是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。

　　这种不安，倒不是杨士奇提前意识到了什么，实际上，对于这种在此方世界从未问世的新理论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认识到，而是杨士奇看着眼前沉静自若的姜星火，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。

　　姜星火太自信了。

　　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，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，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——

　　‘呵，你输定了！’

　　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适应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局势会演变这样，明明在太学之会开始前，他还是自问有五六成胜算的，而且，他苦心准备了许久，自问该准备的地方，都准备到位了，如果说细胞物质说，是确实出乎他预料，而且根本无法反驳的实证打击，杨士奇他认了，那么在心性论方面，杨士奇现在却是想破头，也想不明白姜星火到底该怎么完成最后一击。

　　而且，杨士奇在过去，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，但是说实话，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，镇定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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