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两平收买”，所谓的时估，也就是按当时的价格估算，算是采购标准，这个是从朝廷中枢到地方，但凡涉及到物品采购，都要这么弄得。

　　而根据解缙刚刚重编的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可以得知，在大明开国的时候，时估比较离谱，是三日一次，由于经常刚刚估算完价格，价格又开始变动，易出错，而且会导致相关官员担责任，所以在强烈请求下，考虑到这个制度确实不太合理，从洪武四年开始，改为每个月估一次价格。

　　但这个时估制度，里面猫腻很多。

　　除了之前姜星火通过对运粮河畔小镇的实地调查发现的，南京城内各部寺衙门，会用手中的各种物资的采购权敲诈勒索商贩的这种白嫖方式，即便是需要长期采购的物品，在价格方面，也往往是低于正常市场价的，因为时估制度规定，价格是由该行业的商人提供的，而且一旦确定，一个月内采购价就锁定了。

　　刑部就会公然压低采购价，让公文纸的供应商无利可图，甚至是倒赔给刑部钱，然后再从纸张的运输、折损、实际采购数与账面采购数等地方上下其手，借此节省赃罚钞，甚至额外牟利。

　　姜星火敏锐地发现，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利用并作为引子的事件。

　　正如洪武四大案里的“郭桓案”一样，一开始，案件的起因很简单，是御史余敏、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，勾结李彧、赵全德、胡益、王道亨等贪污，包括私吞太平府、镇江府等府的赋税、私吞浙西的秋粮、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、口食钱、库子钱、神佛钱等的赋税。

　　说实话，这都是咱大明士绅文官的基本操作而已，没啥可惊讶的。

　　但倒霉就倒霉在，郭桓就成为了撞到老朱枪口上的那个人，成了这个扩大事态的引子。

　　很快“郭桓案”就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，牵涉礼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、工部侍郎麦至德等，史书记载“自六部左、右侍郎以下，赃七百万，词连直、省诸官吏，系死者数万人”，为了追赃粮，引起了整个大明的巨大动荡。

　　而如今，姜星火不管是为了回收朝廷中枢各部寺的采购权，还是从重从肃地京察，都需要有一个发作的引子，来主动发起新一轮的庙堂洗牌。

　　“所以，这个消息对国师究竟有没有用？”

　　朱高燧盯着姜星火看。

　　姜星火当然明白朱高燧的意思，这种帮助并非是白拿的，而是在变相地催促自己，海外封藩的事情，要多上点心。

　　虽然有句话叫“旁观者清”，但实际上，身处大明庙堂权力斗争这个巨大旋涡正中心的朱高燧，有时候比谁都清楚，储君之争的可怕。

　　以前他是没得选，现在既然有一条能离开大明，搞自己独立王国的逍遥王爷的道路，干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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